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多次表示，“民生主义若不能实现，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民生主义是本党的基础问题。作为言行一致的伟人，民生主义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后的政策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政治决策价值。这里仅举三例加以说明。

一、让位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他在归途的电报中说，“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对于国内和党内对他“尽让政权于袁氏”的批评，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对宋教仁说：“民国大局，…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多年之后，他还是对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而批评宋教仁。他说，“我常劝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如从前宋纯初等，都是办党事很有才力的，到后来都拼命要做大官，无形中就把党事废置了。”

后来，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对让位之因又做了解释。“既无革命之建设，又安用革命之总统为？此予所以萌退志。…其于国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毫无所补，是亦以暴制暴而已。夫如是，则予无为总统之必要也。”可以说，孙中山是具有民生情怀的民国第一位领袖，如果他以暴易暴，似军阀那般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罔闻国计民生、不顾人民死活，这段历史或许就要改写。

二、制定“联俄、联共”政策

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旨一致，这是孙中山做出“联俄、联共”政治决策的重要原因。面对国民党改组的党内阻力，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在和俄共代表越飞会谈时，孙中山说，“我以为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不必另提口号，民众不易接受，…当今中国最急迫的是民国的统一，与完全国家的独立。”这个基本立足点得到越飞认肯之后，两人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赴日本与越飞继续会谈有关中俄联合的具体事宜。同时，孙中山力排众难，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是“容共”，即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保留原党籍，并丝毫不存歧视。

纵观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全过程，其立足点是民生主义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所抱持的信念是“天下为公”，即人人都出以公心，天下就能治理好了，至于个人的利益得失他不做过多的权衡。

三、1924年北上协谈

中华民国13年，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北洋军阀总统曹锟，随后电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大计。孙中山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说，这次北上，不是去掌握政权，而是进行革命主义的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他指出，国民会议的目的“一个就是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一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抵达北京后，他发表《入京宣言》，表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的北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北上虽然没有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但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这再次证明，解决民生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才是孙中山国民党的最忠实的盟友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孙中山在1896年发布的《自述》中坦言，“所学多博杂不纯…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至于教则崇耶稣”。寥寥两句，足以窥见孙中山济世救民的民生主义情怀基础。这种情怀超越时代，跨越时空，至今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民革广西大学总支 罗德红）